| [乡村调查]灵璧县农民工返乡后的生存实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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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2009-02-21 10:45 文章来源： 李朝民 |
| 文章类型：原创 内容分类：新闻 |
日前，记者来到大王村，了解该村农民工返乡后的生存实态。大王村是安徽省灵璧县冯庙镇一个中等偏上的村。
全村1030户，4574口人，耕地5300亩，主要种植小麦、玉米、棉花、蔬菜。2008年，大王村在外务工人数为1592人，其中春节返乡1274人。年务工收入1400多万元。截至2月6日，该村有560人滞留在村中，占返乡总数的44%。
该村村民外出务工地主要是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地，务工领域有建筑、服务、加工、维修等。从受访者来看，工资大都在1000元至1500元之间，1500元以上占20％。大部分是长工，夏秋二季忙时，就回家几天。忙完后，迅即返厂，一般春节才回。土地流转率10％，大多是口头协议让亲朋好友种，流转价格每亩100元到300元不等，至今无纠纷出现。
一
从调查情况来看，留守村民对农民工返乡现象看法不一。有人说：“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整天闲逛，无事可干，浑身是劲，就是无处使。”“他们有的走了，但厂里没活，又回来了，白跑！”“现在他们不能打工了，粮食又这么便宜，今年要想再增收，估计不太可能。”为了解他们对农民工返乡的意见，我们召开了留守村民座谈会，总体上看大家忧大于喜。
“现在他正为挣钱发愁呢，脾气变得很暴躁，咱也不敢提钱的事。”一位48岁王姓中年妇女说，她家小孩爸回来了，过年时一家人团团圆圆的，很温馨。平时，就有点不像家，两人相隔几千里，酷似牛郎与织女。为了省点钱，一年只在春节团聚，时间如梭，转瞬即逝。她很祈望和丈夫在一起，但他们不能。因为家里有孩子，需要用钱。
村民朱仕权今年52岁，从没出去过，但他在家也几乎没闲着，既干瓦匠，又种菜园，2008年他家纯收入1万多元。他说：“现在，在外务工的年轻人，大多都干不了重活，如果在家干活，弄不好一天就把手指磨烂了。回来后，他们花钱跟淌水样儿，有的嫌家里冷，就花钱到街上洗桑拿住旅馆。很知道享受，干活不愿吃苦，还挑肥拣瘦。我看，还是没逼着。天天睡大觉，也能睡得头痛，但谁又会给你一分钱？！”
“年轻人现在花钱都很大方，他们不像中老年人那样精打细算，更不如我们能吃苦，天天就在想那些既不出力又能挣到大钱的美事儿。”精神矍铄的78岁老人王玉英坐在一旁，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如果这些人手里的钱花光了，又没有生财门路，平时花钱都花习惯的他们，将会干什么？会不会偷鸡摸狗拔蒜苗呢？”
说到狗，老人王玉英感觉很伤心。她平时带着小孙子在家，感觉有点怕，就养了两条狗，主要是看门的。可是，在过春节前，被人下夹子夹走了一条。那条狗膘很好，有五十多斤重，能卖一两百块钱。为这事，她心疼好几天，心里疙疙瘩瘩的，年都没过好。她说：“以前打工的人走了，村里大都留下像她这样的老人和孩子，家里虽然没有青壮劳力，但也是很平安的，从来没有少这少那的，现在竟然出现这种事，究竟是谁偷了我的狗？”
对王玉英老人的遭遇，村民李军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小偷小摸的人毕竟是少数。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工，在外面混这么多年，大多数人手里都有积蓄，不仅见识多，而且法律意识也比较强，敢想敢干。真希望那些有条件的返乡农民工能办个厂子，带领咱们干。其实，在家里挣钱的路也不少，关键是自己干不干。”
调查发现，在大王村，凡是外出打工的，其家庭收入普遍增加，但其孩子的教育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，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。留守村民反映，现在外出打工者处于“两难”境地：如夫妻长期分居，两口子出事，离婚率增高；如两人在一起，又委屈孩子，只好让他们留在家中。其结果是，绝大多数留守孩子的成绩都因管教不力而下滑，最后辍学跟父母打工。
二
大王村返乡农民工反映，在家无事可做，与昔日繁忙相比，心理落差巨大。至于何时能工作，他们是一头雾水。大多数返乡农民工都说等等看，如能出去，尽量出去，哪怕少挣点也愿意出去。如果实在无望，就在家里找点活干，挣一点是一点，绝对不能闲着。现在，最让他们焦头烂额的不是来自暂时的失业，而是来自生活的重压，不挣钱绝对不行。
“至今也弄不明白，为什么不批我宅基地。”返乡农民工王正（化名）埋怨说，“我都30了，和女友2006年就领结婚证了，现在她又有身孕，她家都催好几次了，让结婚。可是我没盖房子，关键是没地方建。当时，我去找村干部，想让他们帮我弄一处宅基地。可是村里竟然没批，理由是正在搞新农村建设规划，上面不让盖。我想，如果你几十年规划不好，那我还得等几十年吗？”
像王正这样急着用房子的人还不少，年前年后就有十几人去村里申请宅基地建房，但村里都没有明确意见。而他们又急需房子，怎么办？强行盖。其实，村干部是知道他们需要宅基地的，内心也想批，但是怕犯错误，不敢表态。他们的态度是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害怕一经允许，乱盖乱建之风制止不住。王正说：“我还是比较幸运的，没因强盖而被罚钱，据说有些村在原宅上盖也得罚钱呢。”
记者来到王正去年10月份盖的新房，感觉很气派：三间两层，两间厨房，一个院子，总共三四百平方米，花了16万元，其中借8万元。屋内装修一新，彩电、冰箱等家电一应俱全。听王正说，这些家电都是家电下乡产品，政府给予13％补贴。此外，他从订婚到结婚，又花了4万多元，全是借的。虽然他住上了新房，娶了媳妇，但家底空了，累得鼻子都出了血，今后恐怕要“吃糠咽菜”了。
从王正家出来，恰巧碰到村里一对青年结婚。刚刚“下嫁”到大王村的男青年叫刘中（化名），今年28岁，他兄弟三个，排行老二。先前家里的多年积蓄，被他哥结婚时花销殆尽，轮到他说媳妇时，家里囊中羞涩，他被迫来大王村作上门女婿。在大王村，男孩要想把女孩娶到家，包括房子至少得花个10万元。如果没房子，其它都免谈。
在44岁的村民王振绪看来，农村人说儿媳妇难的根源就是男的多，女的少。“像我这么大年龄的，外出打工挣钱就是为盖房子，给孩子说媳妇。如果家里没房子，媒人是不愿给你孩子提亲的，除非你孩子特别好。说心里话，我也不想把十几年的血汗钱，全花在房子上。现在房子是盖好了，花了15万多。下一步的打算就是挣钱说儿媳妇，攒点钱留下养老。”
除盖房、结婚外，返乡农民工还普遍反映，人情来往开销太大，不堪重负。碰到好日子，有时一家一天要出好几份礼，有儿子结婚、女儿出嫁、当兵的、上大学的、老人过寿、添小孩、孩子过生日等等。只要通知你，就得去，不去面子上过不去。一出手，少者50元、100元，多者几百、上千，有的甚至上万。低于50的，都拿不出手，现在物价太高。
王振绪给我们算了他家的收支细账，去年他家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打工，其中农业纯收入3000元，打工纯收入20000元。人情来往支出达8000多元，占总收入1/3。站在旁边陪同采访的村干部补充说，他曾做过详细记录，从2008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，他家仅出礼一项就支出11400元，其中有4000多元是卖粮食的钱。
“你们这里有没有原来在外地上学，现在又回家来上的？”记者问一群正在村头玩耍的孩子。“有！”一个名叫王阳的小男孩说。王阳上五年级，去年11月份他跟着父母从浙江回来的。原因是王阳的父母所在工厂倒闭，短时间又找不到活，被迫返乡。回家后，离放寒假还有些时日，他就插班到大王小学就读，可是他学习并不感觉轻松。
王阳所插的那个班，有好几个同学从外地回来的，座位很挤。他在浙江用的教材和老家的不一样，他当时也没有课本和辅导资料，只好凑和着与同桌看一本。此外，他在浙江上课时，老师大都是用普通话，可来家后很少有老师用，大部分用本地话，有些时候他就听得不太明白。“现在，我很担心他跟不上课。”王阳的父亲说，“只要他成绩好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让他上的，不想让他重复我的路。”
三
在大王村调查时，记者发现部分春节过后刚出去打工的人，现在又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。他们去的时候好多都是投靠亲朋好友，可是现在他们亲友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被迫再次返回。从目前情况看，大王村滞留乡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。失业农民工返乡之后，作为最基层的村干部，他们又是如何积极探索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难题的呢？
调查发现，他们主要是在土地流转上作文章，尽可能让农民增收。经村干部牵线搭桥，大王村村民自愿流转1000亩土地，作为深圳一家制种公司的制棉种基地，此举始于8年前。据村民反映，其效益非常可观，每亩扣除成本净赚2000元左右。现在部分返乡农民工，除抗旱灌溉小麦外，主要就是忙着整理春地，准备种棉花。
此外，村干部还把有用的招工信息和就业扶持政策送到村广播站，定期播放。招工信息来源除县劳动局等部门提供外，还有一些是本村在外务工成绩比较突出的村民提供的。春节过后，该村一村民一次就包车拉走三百多人去上海打工，主要从事地铁维护。平时，返乡农民工在家里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极其有限，除电视外，其它通道基本不通。现在农村广播能像大王村这样能响的，寥寥无几，多数是哑巴。
“缘何本地青壮年劳力的头都伸得像鸭子一样，去别的地方打工。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像江浙、广东那样，也自主兴办一些企业。是缺钱，还是缺人？本地即便办些厂子，效益也不怎样，很快就倒闭，几乎是开一家，倒一家。是不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报税太厉害了，所以才倒闭的？”一返乡农民工向陪同采访的村干部提问说。
面对农民工的质问，那位村干部尴尬地笑了笑。他说：“厂子倒闭的原因很复杂，关键一点是其产品附加值低，销路不畅。现在，最让我们头痛的倒不是那些已经关闭的厂子，而是如何为那些想在家乡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搞好服务，为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创业环境。但是，现实中有些事情办起来，我们感觉力不从心，绝不是我们不想办。”
村干部说，前不久，大王村仅有的一个在浙江温州鞋厂打工的农民工，想回乡搞个皮鞋半成品加工厂。但他缺厂房，想让村里给他搞点地。恰巧大王村有一块十多亩的集体用地，准备把使用权流转给他。可是，上级相关部门以农用地不能擅自转为建设用地为由拒绝。后来，那个农民工的鞋厂在江苏落了户。就这样，把一碗好不容易快煮熟的饭，扣在了别人锅里。“我们的确想为老少爷们做点事，但我们干不了，无钱无权。”
要办厂就不可避免地要占用土地，这就涉及土地流转问题。部分村干部说，当前由于土地流转牵涉太多利益关系，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不会主动提出土地流转，害怕出力不讨好。就如何能恰当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，一些村干部认为，当前地方必须搭建土地流转服务中介交易平台，通过市场竞价、商业化操作来有效保护农民利益，不能管得过死。
村干部还反映，现在回乡准备创业的农民工其前期投资是有的，大都缺乏后期周转资金。但是，现在中小企业贷款太难，没抵押品不行。如找人担保，别人又怕担风险，也不太乐意担保。虽然国家一直在提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，但总感觉这股春风有点姗姗来迟。他们建议，政府应尽快出台补贴扶持政策，金融部门能降低短期贷款的门槛。
“现在，我们是全力以赴在做返乡农民工就业工作，生怕出什么纰漏。可是，谁能体味我们的甘苦呢，其实咱们村干部的处境比农民工还惨。”在座谈时，一村干部愤懑地说，“现在村干部工资太少了，书记、村长年薪才领4400元，其他副职是2000多元，工资半年发一次。村里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但是要想开个党员会，每次还得给党员发5元补贴，不发他们就不来。在其他村，好多村干部都走了，现在空壳村已绝不是个别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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